北京字画网m  2011-08-30  18:36   来源：文汇报
　　我们该以何角度看待艺术商品化？“艺术的商品化”听来似乎不是对某种艺术形式的褒奖，尤其是当代的商品经济社会，艺术浮躁之弊害也多源于此。

　　常常见到国画写意画家在公开场合作画表演，丈二宣纸平铺，前后左右数十人围观，于是画者淋漓酣畅地一挥而就，一张作品即告完成。有位外国朋友曾对我说：你们中国画真了不起，那么短时间就能完成，墨还没干就能两个人拉起展示，像变魔术一样。我真是无言以对，不知是褒是贬，虽然我不谙绘事，但就生理而言，还是会脸红的。如此心浮气躁的作秀，当然是要些变戏法儿的功力了。

　　中国五代之前的绘画大多是不落款的，即是五代、宋人的画，落款的也不甚多，当然这也给后人找了不少麻烦，要从笔墨、章法、布局去判断考证是哪位画家的作品，还不一定准确，还会有很多歧议。宋代画院的待诏是伺候皇上的，其作品是“职务作品”，待诏有自己的奉禄，不是计件收费。高兴了，许在山林竹石的缝隙处落个姓名，也是偶尔为之，非定例也。元代是中国文人画开端造衅的年代，款识之风渐起，而款识题落的格式、位置也讲究起来，形成了书画相谐的整体美。这里不是说元代以前的绘画不卖钱，绘画自有之，即有欣赏、装饰的功利性，有功利性就有商品价值。但艺术的价值往往超过了人的价值。换句话说，大抵是卖画不卖人的。

　　明清两代虽为中国画的鼎盛时期，流派纷呈，而“卖人”之风渐起。明初的“浙派”本来是由一批职业画家构成，所谓职业画家，自然是以卖画为业而谋生，如戴进、吴伟及其传人。“浙派”与“院体”有着密切的关系，所谓“院体”之称，源于宋代的画院，但明代的画院画家却没有宋代画院待诏那么好福气，其待遇、创作环境都远不如宋代的画院，所以他们带着画院的风格，经过变通走向更广大的民间市场，可以说是先卖画，继而卖人的。明中叶吴门文人画兴起，其实所谓文人画，情况殊为复杂。以“文沈唐仇”四家而论，文征明、沈周出身文人世家，多承宋元笔意，虽于仕途并不在意，却生活无忧，绘画中渗透着恬淡儒雅的文人气质。唐寅出身商贾，仇英出身工匠。唐善变通，逢迎时尚，于是生面别开，极受当时和后世的追捧。仇英中年即不做漆工，而是出入豪门，临摹历代名家之作，也能自成一家。唐、仇在士大夫文人的气质上是远不如文、沈的。吴门四家的形成开创了以苏州为中心的吴门画派，风靡一时，画以名重，实质上卖人远重于卖画。自此，古玩行兴起“卖名头”之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