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短短的37年间,兵戈频仍,艰难困苦。我们很难想象,就是这样一个乱世,竟然出现如此众多的书法大师,民国的书坛竟然如此活跃和兴旺,这不能不令人深思。究其原因,不难发现:

　　一是这些民国书法家除了少数前清遗贤之外,基本上都是“业余书法家”。他们或为民国党、政、军要员,在政坛上可以呼风唤雨;或为文化、学术界名流大腕,在事业和学问上卓有建树。他们很少做专门艺术创作,其书法作品大都呈现在公务或私交的信函简札里,自然天真,见字如面。虽然视书法为余事,但其传奇的经历、开阔的视野、不凡的气度、救国忧民的胸襟,使他们的书法充盈着从容和自信,一副大家气派。被誉为“民国书法四大家”的谭延闿、于右任、吴敬恒、胡汉民,正是这样的民国政坛和书坛上的超级牛人。正因为有牛气,才有谭字的正大、吴字的雄劲、胡字的随意、于字的沉雄。

　　二是民国的书法家有着深厚的国学文化底蕴。沈曾植、罗振玉、李瑞清、章炳麟自不必说,康有为、梁启超、李叔同、马一浮等人甚至学贯中西。所以,这些民国书法家都是学富五车的文人,尽管有的于技法技巧不甚讲究,但其书法郁郁乎文哉,字里行间透露出来一种超凡脱俗的书卷气。不仅如此,一些人更是金石、书画、诗文兼精的通才。例如吴昌硕、齐白石、李瑞清、李叔同、张大千、黄宾虹、丰子恺、余绍宋、吴湖帆、潘天寿等。

　　三是民国书法家大都是有着文人的性情、气节与傲骨。书品即人品。民国书法家追求独立之人格、自由之精神,不媚俗、不贪财。李叔同抛弃繁华红尘,遁入空门,从而成就了弘一法师静穆清绝的书法风格。李瑞清在辛亥革命之际,为保两江师范学生不受战火之灾,毅然接受署理江苏布政使;民国二年即辞职,身着道服,在上海以卖书画为生。寇遐居于止园时,陕西省政府主席因要接待蒋介石,出五千大洋,请他把止园的“止字上面加一横,变成“正园”,以讨蒋中正的欢心,结果被寇遐拒绝。

　　四是民国书法家虽然身处乱世,西学渐进,又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,但是中华文化传统尚未断绝。人们从小就受到国学和毛笔书写的基本功训练,书法在国民中有着广泛的基础。我们看到,孙中山虽不是以书法名家,但是他的书法取法颜真卿、苏轼,结体紧密、气象雍容,有大家风范。纵然是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行武之人—黎元洪,那一笔脱胎于赵孟頫、董其昌书法的俊秀精雅的小楷,也令许多今天的书法家难以望其项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