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炳武：两宋社会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“文人士大夫”阶层。宋代文人人才辈出，参与书画艺术实践的人多，宋代书法和绘画联系也颇为紧密，宋代推重绘画“出新意”，在书法艺术上也是要体现书者个人的风格。苏、黄、米、蔡等大家，形成了宋代书

法的高峰，强烈的个性特征与深厚的文化素养，奠定了宋代书法在书史上的地位。此外，如欧阳修、苏舜钦、王安石、蔡京等人，其书也各有特色，足可名家。后人论书往往指出“宋人尚意”的特点，宋人的书论也呈现出五光十色，风姿多彩的思想面貌。宋代是一个各种思想交汇融合的时代，儒学、佛学、老庄思想无不在此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

记者：祝枝山、文征明等，人们所熟知的“吴中四子”，书法中都透着一股子才气与追求。你认为明清时期的书法与书论，它所体现的时代反思与传承是什么？

何炳武：祝枝山作为“吴中四子”之一，其书“风骨烂漫，天真纵逸”，学古而不泥古，变化出入，自成面目，以为书法宜表现个性，绝去前人成法。其《论书帖》中说：“有功无性，神采不生；有性无功，神采不实。”书法贵在神采，这是前人屡屡道及的，然祝氏以为要令神采焕发，必须有学古的深厚功力与个性的充分发挥相结合。如果说明代书坛的主流是追求个性解放，不受种种旧的条条框框约束，那么到了清朝，书坛的主流又回转到了复古的旧路上去，而自民国以来，书家林立，民国初年到新中国建立这一段，比较有影响的书法家当推于右任与沈尹默，是中国书法史上的“碑”与“帖”这两种书风在近代的代表人物。

记者：具体到书法创作实践活动中，你怎样理解书法与哲学的关系？

何炳武：实质上，书法创作活动一直都离不开哲学思想的指导，书法与哲学的关系毫无疑问是辩证统一，相辅相成的。简单地说就是，在用笔上应注意线条的粗细变化，笔势的方圆协调；在用墨上，则应注意浓淡干枯的不同；章法上，则应注意疏与密、白与黑以及通篇布局的和谐等，这样才能创作出“气韵藏于笔墨，笔墨都成气韵”的优秀作品。